会议强调，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，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民办学校的领导，设立民办学校要做到党的建设同步谋划、党的组织同步设置、党的工作同步开展，确保民办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。要建立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登记、分类管理制度，提高教育质量。

二、政策深度解读

三、民办教育再聚焦

        “分类管理”是这次民办教育法修正的焦点。

        “分类管理”，即将民办学校划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。在提交全国人大的《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（草案）》一审稿中，第五条、第十八条出现“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法人”的提法。正在征询意见的二审稿中，上述表述调整为“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学校”。

        根据这两份意见稿，两类学校将在注册登记、税收优惠、土地优惠、剩余财产处置等多个方面有所区分。法律实施后，此前登记设立的民办学校要在一定时间内按类别作出选择。

        近年来，不断有人呼吁对民办教育进行“分类管理”。而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-2020年）》明确提出，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。上海、浙江温州等地也开始试点“分类管理”。业界所关注的“分类管理”，其焦点命题是民办学校举办者如何获取回报的问题。

        公开资料显示，早在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立法阶段，就有部分学者主张参照国际惯例，实行营利和非营利分类管理；另一些学者则主张考虑基于社会主义国情的“奖励回报”制度。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在2002年年底通过时，“合理回报”的方案被采纳。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在“扶持与奖励”一章中规定，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，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此后的2004年，国务院出台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，明确“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”的标准和程序。

        但“合理回报”并未获得业内的一致认同。有关教育专家认为，“合理回报”的条例缺乏可操作性，实施10多年以来未得到真正执行，不利于充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。如果借法律修正明确“营利性学校”的存在，有助于恢复投资者营利的“名分”。

       由于现行的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未明确营利和产权的问题，限制了企业资本的进入；而过去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机构股权的登记，民办学校更没有上市机会。这限制了投资者投资和参与教育事业的积极性，也无法实施员工持股的激励机制。对营利性学校的明确归类，有望改变当前的投资困境。

        实行分类管理是大势所趋，但落到细则上，具体该怎么管理？

        在剩余财产处理问题上，二审稿的规定是，营利性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，学校的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分配；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变更或终止时，其财产在清偿债务后应“继续用于教育事业”。

       “民办学校可能会陷入要么交出去，要么艰难度日的两难境地。专家说的“两难”指的是，在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，许多举办者在经济上依赖民办学校。根据二审稿的规定，登记为“非营利性学校”意味着“失去”学校的资产和代际传承；营利性学校的优惠政策又不如非营利性学校，或拉升办学成本。

        “按照二审稿对出资人的财产权利的调整，风险是难以估计的。” 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表示。他指出，温州试点的方案是，举办者在运行期间可以获得经济利益，终止办学可以拿回投入的资产，风险相对可控。然而，这次修正方案并未借鉴温州的这一做法。

       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，二审稿仍未充分承认民办学校的法律地位。需要对民办学校的产权和责任做充分界定，也就是“钱能怎么收、钱能怎么用”的问题。

        在储朝晖看来，从国内民办教育实践的现实看，许多民办学校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纠葛。如果没有很好地划定民办学校和政府的边界，即明确学校的产权，可能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的行政干预甚至权力寻租。例如，非营利性学校需要政府扶持，那就有可能出现不听话的不给优惠的现象，干预学校的自主办学权利。

        但从明确产权看，温州试点在产权问题同样“困惑”。当前的推进情况是，温州选择转为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登记者比例较少。温州现有1000多家民办学校，选择登记只有近一半。其中登记为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不到100所，而且绝大多数为培训机构，真正营利性的全日制民办学校仅有个位数。

        吴华分析，从温州的试点来看，即便对民办学校原有的财产权利进行了保护，例如明确出资财产属于民办学校出资人所有，并明确民办学校办学积累的所有权，但是配套的政策并不完善，特别是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，例如在工商登记过程中遭到拒绝等，仍有很多民办学校仍在“观望”中，推进并不容易。

        “如何调动各方的积极性，这是分类管理推行过程中需要直面的问题。”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。

        影响二审稿推进的另一个问题，是教师待遇问题，包括“我是谁”的身份问题和“发多少”的收入问题。

        “如果按照二审稿，营利性学校按《公司法》管理，那这些学校的教师在性质上就是公司的职员了。”专家表示困惑。他进一步指出，如果营利性学校的教师按照公司职员管理，那么则有可能导致他们脱离教师法的管理。这可以加剧现实中存在的“公办、民办教师有别”的歧视性成见。结果有可能是，教师为追求待遇和职业发展，会从营利性学校流转到非营利性学校，从非营利性学校流转到公办学校。这将造成教师队伍的不稳定。

        对教师激励问题，有关专家表示，一旦产权明确，营利性学校可以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，改变教师的报酬结构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待遇，吸引更多优秀教师的加入。

        不过，专家也表示担忧，对一般的民办学校来说，转成营利性学校后，其学费上涨的幅度或无法对冲新增的运作成本，因为社会消费能力支撑不了太高的增长。

        广州幼儿园的经验也可作为佐证。目前，广州正在实行认定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政策，旨在让普通市民的子女享受低价的幼儿园服务。这与探索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思路类似。出席广东人代会的广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宝怀提到，目前广州很多民办幼儿园都很不愿意接受政府的普惠性政策。其原因是，一旦接受了普惠性政策，就意味着收费要接受政策定价，在广州不能超过每位学生1200元的红线。

        “幼儿园教师本来工资就很低，学费再降下来，他们的待遇可能就更低了。所以许多民办教育宁愿不要政府的扶持补助，转而以一般幼儿园的名义向家长收费。”他说。

        不过，就上述争议，有些人还是主张“通过再说”。相关人员表示，不能因为一些细节上分歧影响大方向的决定，可以通过后续出台一些规定等来调整、完善，而不是暂缓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。

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2日公布了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。根据计划，6月将审议民办教育促进法（修改）。本次民办教育促进法（修改）审议，或将对民办教育机构营利/非营利性质做出明确认定，困扰民办教育资本化的相关法律障碍有望消除，教育板块或将迎来板块性机会。